第五十一章：老板的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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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一，我一直在棚里。
《晾衣绳》的工程开着，光标停在第二句的位置，一闪一闪。我试了几个词，都不对。写“晾衣绳上，有风经过”——不对，风太轻了。写“湿衣裳晾在绳上，等太阳”——太像小满那句借来的。写“绳上的衣裳干了又湿”——太苦，晾衣绳不是用来苦的。
我删了写，写了删，一下午，那行字还是空的。
王哥中午来送饭，看了一眼屏幕，说：“还没憋出来。”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他说：“那就先不憋。六首歌的进度，别的先走，这首放最后。词这东西，憋出来的不好。”
我盯着那个光标，没说话。光标一闪一闪，像在等。
下午小满来了，抱着她那把旧吉他，琴头掉漆的地方透明胶带又换了一截。她进门先灌了半杯水，说：“周六晚上，第二场，唱什么。”
我说：“老规矩，三首。”
她说：“那首《晾衣绳》，第二句你到底写不写。你写不出来，我周六就又得替你顶着。顶一回两回行，顶久了，人家以为那是我写的。”
我说：“那不好吗。”
她说：“好个屁。那是你的歌。”
她说完这句话，自己先愣了一下，然后把吉他放下，又说：“我不是催你。我是说，你别把它弄丢了。歌这东西，写了一半放那儿，放久了，会自己变淡的。”
我看着她。她难得说这么重的话，说完就自己找台阶下，去翻冰箱，说：“有饭吗。”
我说：“有凉的，等歌来了再热。”
她没接话，把冰箱门关上了。
这天剩下的时间，我试着把《麦子熟了》的尾奏又过了一遍。王哥说先走别的，我就真去走别的，可手一停下来，光标又自己跑回第二句的位置。它好像认得路。
周五下午，老周把《麦子熟了》的母带送回来了，还是那句，放一个月，不急。我没拆，放在桌上。等歌来了再听，也一样。
周六，天还没黑透，老槐树底下已经坐满了人。
比上周多了一倍。第一场散得晚，街坊们回去一说，说后街那棵老槐树底下，来了两个唱歌的，唱得实在，还让人点歌。一传二，二传四，这周天还没暗，马扎就摆出去了。前排的大爷还是第一个到的，蒲扇换了把新的，还是拍着膝盖打拍子。
灯亮起来的时候，我数了数，围了两圈。有上周见过的小姑娘，冰棍换成了小布丁，还是蹲在最边上，不擦手背。有遛狗的，狗趴在树根底下，耳朵竖着听。后头又来了几个人，没地方坐，就站在路灯底下，靠着一辆自行车。有人从家里端了茶出来，摆在树根旁，谁也不喝，就那么放着。
八点，开唱。
头一首《麦子熟了》，底下已经有人跟着哼了，哼得比我写的还熟。小满把声音放在风里，唱到副歌，前排大爷的拖鞋底在水泥地上打着拍子，一下都没错。
第二首是《晾衣绳》。
小满弹到第二句的位置，停了一下，没唱，把那个空留了出来。底下安静了一瞬，没人接，也没人催。风从老槐树底下穿过去，把她的头发吹起来，又落下。
她笑了笑，说：“这句还没写好，先欠着。”
底下有人说：“不急，慢慢写。”
还有个声音说：“欠着就欠着，歌好就行。”
小满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接着往下唱。她把后半段唱完，声音不高，但这一回，底下没有人玩手机了。
散场的时候，老夫妻又来了，这回没点歌，就坐在后排听完了全场。走的时候老太太冲我摆了摆手，没说话。老大爷从兜里掏出两颗糖，弯腰放进琴盒里，说：“下周六还来。”
老板等人都散了，把我和小满叫进屋。
屋不大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靠墙一个旧柜子。柜子顶上放着那台电风扇，还有一只搪瓷缸。栀子花谢了，老板换了水，插着几枝新的，说，街口阿姨又卖了两天，这是最后一把了，过了这茬，就得等明年。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旧信封，边角磨白了。他打开，从里面抽出几张钱，一张一张数给我们看。
他说：“第一场加第二场，一场三十，两场六十。街坊们听了高兴，高兴就是钱。”
我说：“老板，太多了。”
他说：“不多。你们来之前，这树底下三年没人唱歌了。我爹那辈，这地方天天晚上有人唱，唱评书的、唱小曲的，唱完一碗冰水。后来人散了，树还在，灯也坏了，就剩这块牌子。牌子是块旧木板，字是他爹那年找人刻的，风吹雨淋，颜色淡了，笔画还在。”
他把账本翻出来，翻到最后一页。上面记着：周六晚八点，第一场，唱了三首，点了一首。他在下面添了一行字：第二场，人比上周多。
添完了，他抬头，说，这页我留着。以后一场一行，等这页写满了，你们就是这棵树底下，唱得最久的人。
他又往前翻了两页，指给我看。那页纸黄了，边角让虫咬了，上面写着：六月初三，说书的刘先生，槐树下，一场，记一碗冰水。字是毛笔写的，墨淡了，但一笔一画都在。
他说：“这是本子上最后一条旧账。我爹走了以后，这页再没人写过。你们来了，我把它接着写下去。”
钱分成两份，推过来。
小满拿起自己那份，数了数，又点出几张，放回我面前。她说：“这是你写的歌应得的。”
我说：“咱俩不是这么算的。”
她说：“就是这么算的。唱的人有唱的钱，写的人也有写的一份。你写一首歌，我唱一年，我不能白占。”
我把钱推回去。她又推过来，说：“你要过意不去，就把第二句快点写出来。写出来了，我下回唱到那儿，就不用停了。”
我看着那几张钱，没再说话。
她把自己的那份揣进口袋，把琴背上肩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，说：“走了。明天棚里见。”那张旧琴的背带在她肩上勒出一道印子，她没管。
老板送她到门口，站在门框底下看了一会儿，回来说：“这姑娘，是个明白人。”
我说：“是。”
老板又说：“你那个第二句，写不出来就先搁着。搁一阵子，它自己就来了。我爹以前老说，词这东西跟树一样，急不来，你浇多少水，它长多少。”
我把钱收进口袋。信封我留下了，叠好，放进琴盒的内袋里。
出了门，晚风还是那个风。老槐树的影子拖到路灯底下，那块旧木板上的六个字，被风吹得轻轻晃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听见屋里老板在收拾，碗碰碗的轻响。
我走到路口，又停了一下。口袋里那几张钱有点分量。这是五年来，第一次有人为“写歌”这件事单独付钱。王哥的单子是生意，生意有合同；这是情分，情分没有合同，但它比合同沉。
我掏出手机，给林知意发了一条：“今晚的驻场费，老板多给了。”
她回得很快：“因为歌好。”
我说：“第二句还没写出来。”
她说：“不急。它在你那儿放着，跑不了。你要是怕它跑，就揣兜里，跟我寄给你的东西放一块儿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问：“寄的什么。”
她说：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我放下手机，往棚里走。路灯把影子拉长又缩短，口袋里那几张钱还热着。路过老槐树，树底下的马扎已经收走了，地上还剩半截粉笔画的圈，是傍晚画着占位子的。风一吹，粉笔灰也没了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个空着的第二句，好像也没那么急了。
它在那儿放着，跑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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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晾衣绳》的工程开着，光标停在第二句的位置，一闪一闪。我试了几个词，都不对。写“晾衣绳上，有风经过”——不对，风太轻了。写“湿衣裳晾在绳上，等太阳”——太像小满那句借来的。写“绳上的衣裳干了又湿”——太苦，晾衣绳不是用来苦的。
我删了写，写了删，一下午，那行字还是空的。
王哥中午来送饭，看了一眼屏幕，说：“还没憋出来。”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他说：“那就先不憋。六首歌的进度，别的先走，这首放最后。词这东西，憋出来的不好。”
我盯着那个光标，没说话。光标一闪一闪，像在等。
下午小满来了，抱着她那把旧吉他，琴头掉漆的地方透明胶带又换了一截。她进门先灌了半杯水，说：“周六晚上，第二场，唱什么。”
我说：“老规矩，三首。”
她说：“那首《晾衣绳》，第二句你到底写不写。你写不出来，我周六就又得替你顶着。顶一回两回行，顶久了，人家以为那是我写的。”
我说：“那不好吗。”
她说：“好个屁。那是你的歌。”
她说完这句话，自己先愣了一下，然后把吉他放下，又说：“我不是催你。我是说，你别把它弄丢了。歌这东西，写了一半放那儿，放久了，会自己变淡的。”
我看着她。她难得说这么重的话，说完就自己找台阶下，去翻冰箱，说：“有饭吗。”
我说：“有凉的，等歌来了再热。”
她没接话，把冰箱门关上了。
这天剩下的时间，我试着把《麦子熟了》的尾奏又过了一遍。王哥说先走别的，我就真去走别的，可手一停下来，光标又自己跑回第二句的位置。它好像认得路。
周五下午，老周把《麦子熟了》的母带送回来了，还是那句，放一个月，不急。我没拆，放在桌上。等歌来了再听，也一样。
周六，天还没黑透，老槐树底下已经坐满了人。
比上周多了一倍。第一场散得晚，街坊们回去一说，说后街那棵老槐树底下，来了两个唱歌的，唱得实在，还让人点歌。一传二，二传四，这周天还没暗，马扎就摆出去了。前排的大爷还是第一个到的，蒲扇换了把新的，还是拍着膝盖打拍子。
灯亮起来的时候，我数了数，围了两圈。有上周见过的小姑娘，冰棍换成了小布丁，还是蹲在最边上，不擦手背。有遛狗的，狗趴在树根底下，耳朵竖着听。后头又来了几个人，没地方坐，就站在路灯底下，靠着一辆自行车。有人从家里端了茶出来，摆在树根旁，谁也不喝，就那么放着。
八点，开唱。
头一首《麦子熟了》，底下已经有人跟着哼了，哼得比我写的还熟。小满把声音放在风里，唱到副歌，前排大爷的拖鞋底在水泥地上打着拍子，一下都没错。
第二首是《晾衣绳》。
小满弹到第二句的位置，停了一下，没唱，把那个空留了出来。底下安静了一瞬，没人接，也没人催。风从老槐树底下穿过去，把她的头发吹起来，又落下。
她笑了笑，说：“这句还没写好，先欠着。”
底下有人说：“不急，慢慢写。”
还有个声音说：“欠着就欠着，歌好就行。”
小满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接着往下唱。她把后半段唱完，声音不高，但这一回，底下没有人玩手机了。
散场的时候，老夫妻又来了，这回没点歌，就坐在后排听完了全场。走的时候老太太冲我摆了摆手，没说话。老大爷从兜里掏出两颗糖，弯腰放进琴盒里，说：“下周六还来。”
老板等人都散了，把我和小满叫进屋。
屋不大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靠墙一个旧柜子。柜子顶上放着那台电风扇，还有一只搪瓷缸。栀子花谢了，老板换了水，插着几枝新的，说，街口阿姨又卖了两天，这是最后一把了，过了这茬，就得等明年。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旧信封，边角磨白了。他打开，从里面抽出几张钱，一张一张数给我们看。
他说：“第一场加第二场，一场三十，两场六十。街坊们听了高兴，高兴就是钱。”
我说：“老板，太多了。”
他说：“不多。你们来之前，这树底下三年没人唱歌了。我爹那辈，这地方天天晚上有人唱，唱评书的、唱小曲的，唱完一碗冰水。后来人散了，树还在，灯也坏了，就剩这块牌子。牌子是块旧木板，字是他爹那年找人刻的，风吹雨淋，颜色淡了，笔画还在。”
他把账本翻出来，翻到最后一页。上面记着：周六晚八点，第一场，唱了三首，点了一首。他在下面添了一行字：第二场，人比上周多。
添完了，他抬头，说，这页我留着。以后一场一行，等这页写满了，你们就是这棵树底下，唱得最久的人。
他又往前翻了两页，指给我看。那页纸黄了，边角让虫咬了，上面写着：六月初三，说书的刘先生，槐树下，一场，记一碗冰水。字是毛笔写的，墨淡了，但一笔一画都在。
他说：“这是本子上最后一条旧账。我爹走了以后，这页再没人写过。你们来了，我把它接着写下去。”
钱分成两份，推过来。
小满拿起自己那份，数了数，又点出几张，放回我面前。她说：“这是你写的歌应得的。”
我说：“咱俩不是这么算的。”
她说：“就是这么算的。唱的人有唱的钱，写的人也有写的一份。你写一首歌，我唱一年，我不能白占。”
我把钱推回去。她又推过来，说：“你要过意不去，就把第二句快点写出来。写出来了，我下回唱到那儿，就不用停了。”
我看着那几张钱，没再说话。
她把自己的那份揣进口袋，把琴背上肩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，说：“走了。明天棚里见。”那张旧琴的背带在她肩上勒出一道印子，她没管。
老板送她到门口，站在门框底下看了一会儿，回来说：“这姑娘，是个明白人。”
我说：“是。”
老板又说：“你那个第二句，写不出来就先搁着。搁一阵子，它自己就来了。我爹以前老说，词这东西跟树一样，急不来，你浇多少水，它长多少。”
我把钱收进口袋。信封我留下了，叠好，放进琴盒的内袋里。
出了门，晚风还是那个风。老槐树的影子拖到路灯底下，那块旧木板上的六个字，被风吹得轻轻晃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听见屋里老板在收拾，碗碰碗的轻响。
我走到路口，又停了一下。口袋里那几张钱有点分量。这是五年来，第一次有人为“写歌”这件事单独付钱。王哥的单子是生意，生意有合同；这是情分，情分没有合同，但它比合同沉。
我掏出手机，给林知意发了一条：“今晚的驻场费，老板多给了。”
她回得很快：“因为歌好。”
我说：“第二句还没写出来。”
她说：“不急。它在你那儿放着，跑不了。你要是怕它跑，就揣兜里，跟我寄给你的东西放一块儿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问：“寄的什么。”
她说：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我放下手机，往棚里走。路灯把影子拉长又缩短，口袋里那几张钱还热着。路过老槐树，树底下的马扎已经收走了，地上还剩半截粉笔画的圈，是傍晚画着占位子的。风一吹，粉笔灰也没了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个空着的第二句，好像也没那么急了。
它在那儿放着，跑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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