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雪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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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六年的雪，下得不是雪，是天塌。
那不是江南那种带着脂粉气的柳絮，落在青石板上，湿漉漉的，还能映出撑油纸伞的女子那一段若有若无的哀愁。也不是关内那种脏兮兮的烂泥，被车轮碾过，被鞋底踩过，变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深褐色，让人脚下发滑，摔一跤便是一身的污秽。东北的雪，是石头，是铁砂，是老天爷从天上倾倒下来的亿万把微型锉刀。每一片雪花落在脸上，都不是轻柔的触碰，而是尖锐的刺痛，像有人拿着最细的钢针，一下一下地扎你的毛孔。风是那个看不见的疯子，它不只是在吹，而是在抡着一把巨大的、由寒气凝结而成的扫帚，把这些锉刀横着扫，斜着劈，专挑人的骨头缝往里钻，专往人的眼窝子里砸。那痛感是极其具体的，带着一股子金属特有的腥气，像有人拿着粗砂纸，一下一下，狠狠地打磨着你的脸皮，直到你血肉模糊，直到你分不清脸上流淌的究竟是融化的雪水，还是自己被割破皮肤渗出的血水。
哈尔滨这座城，刚从日本人的皮靴底下挣脱出来不到三十天。三十天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不够一棵草从冻土里探出头来，哪怕是最泼辣的野草；不够一只在战火中受伤的狗舔净伤口重新吠叫，它的嗓子可能已经被硝烟熏坏了。这座城还在发抖，那种从内脏里透出来的颤抖，不仅仅是寒风所致，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。它还在做噩梦，梦里是日本人刺刀上的寒光，是宪兵队地牢里的惨叫，是无数个被填进松花江冰窟窿里的冤魂。然而，旧的噩梦还未醒，新的阴云已经像一块巨大的、浸饱了脏水的黑毛毡，严严实实地捂了下来，让人喘不过气。街道两旁，那些洋葱头式的俄式建筑，曾经是这座城市繁华与异域风情的象征，如今顶上积着厚厚的白雪，圆滚滚的，沉甸甸的，像是一具具被裹了三层寿衣的死尸，在昏黄的暮色里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尸体腐气。那些曾在伪满时期趾高气扬的日本洋行，大门紧闭，玻璃上贴着封条，原本金碧辉煌的招牌被粗暴地铲掉，露出后面灰暗粗糙的木板，像一个个被剜去了眼珠的眼眶，空洞、呆滞，却又带着一种死不瞑目的怨毒，在漫天的风雪中无声地注视着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，仿佛在嘲笑这短暂的自由。
清晨，太阳曾试图挣扎。它用尽了力气，才从厚重云缝里挤出一丝惨白的光。那光线稀薄得可怜，无力得像是一个垂死之人最后的一口游气，没有丝毫温度，只有无尽的绝望。它照在雪地上，非但没有带来暖意，反而让那刺眼的白变得更加狰狞。很快，这丝微不足道的光线就被漫天的飞雪无情地吞没，世界重新陷入一片混沌的灰白。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度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，挂在气象局的黑板上无人问津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、能要人命的酷刑。空气仿佛凝固成了胶质，每一次呼吸，都像是在吞咽着一把碎玻璃，气管被割得生疼，肺叶像是被冻僵了。呼出的热气在睫毛上瞬间凝结成霜，眨眼间，视野便模糊一片，世界在那一刻变得扭曲而陌生，仿佛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在看地狱。耳朵是第一个失去知觉的，接着是鼻子，然后是脚趾，那种麻木感顺着血管向上蔓延，让人产生一种想要就地躺下、永远睡去的诱惑。
在这片死寂之中，哈尔滨的街道上，却是一片令人作呕的喧嚣。几辆美国造的十**卡喷着浓黑刺鼻的油烟，像一群闯入瓷器店的钢铁巨兽，引擎轰鸣着，咆哮着，碾过早已被碾得铁硬的冰辙。那冰辙下，不知埋着多少人的血泪，多少未冷的尸骨。车斗里，跳下来一群穿黄呢子大衣的“接收大员”。他们大多不过二十出头，脸上却写满了与其年龄完全不符的骄横与贪婪。那骄横，是仗着背后有枪杆子，有“正统”的名分，仿佛他们不是来接管，而是来征服；那贪婪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劣根性，是一种对财富的饥渴，一种对掠夺的本能。他们嘴里嚼着牛肉干，那牛肉或许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，或许是黑市上高价买来的稀缺品；腰里别着加拿大撸子，那锃亮的枪口随时可能对准任何一个不顺眼的百姓，或者只是为了在酒醉后寻求一点刺激。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，踩在脏雪上，发出清脆的、令人厌恶的咯吱声，仿佛那是胜利的乐章。他们互相攀比着，看谁的派头足，看谁的嗓门大，仿佛这满目疮痍的厂区和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、面黄肌瘦的工人，都是他们腰包里待分的红利，是他们可以随意处置的战利品。他们不是在接管城市，而是在劫掠；不是在重建家园，而是在拆毁一切。
“他娘的，这鬼地方，比重庆的坡还难爬！”一个少尉模样的青年从车上跳下来，夸张地跺着脚抱怨。他跺脚的姿势很用力，像是在向这片土地，向这恶劣的天气示威。但他没忘了整理一下风纪扣，那动作熟练而刻意，生怕乱了“党国”的体统，却不知这体统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碎了一地，沾满了污泥。他的抱怨不是为了百姓的艰难，而是为了自己行路的艰辛。
“知足吧，听说沈阳那边更惨，日本人临走前把锅炉都炸了，现在还在喝冰水呢。”旁边一个胖子上尉嘿嘿笑着，那笑声油腻而虚伪，像一块在热锅里化开的肥油。他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，用戴着皮手套的手笨拙地弹出一根，给周围的人散了一圈。那烟卷的香气，在这充满油烟和血腥味的空气中，显得格外刺鼻，像一种讽刺。烟雾缭绕中，这群“接收大员”们谈笑风生，仿佛不是来接管一座千疮百孔的兵工厂，而是来参加一场盛大的猎宴。他们谈论着哪里的女人皮肤好，哪里的馆子地道，哪里的古玩字画值钱，却唯独不谈如何恢复生产，如何安置工人。他们的笑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，显得格外刺耳，像一把钝刀子，一下一下地切割着这座城市刚刚愈合一点的伤口，往深处撒着盐。
这伤口，是日本人留下的，深可见骨；而这把刀，却是“自己人”举起的，更加寒意逼人。在这漫天的风雪中，在这群“接收大员”的笑声里，哈尔滨这座城，这座刚刚从地狱边缘挣扎出来的城，再次陷入了一种更深的绝望。雪还在下，无情地掩盖了罪恶，也冷酷地掩盖了希望。而那些穿着黄呢子大衣的身影，正是这漫天大雪中最令人心寒的风景，他们走到哪里，哪里的生机便被冻结。
高飞缩着脖子，整个人几乎缩进了那件破旧的棉袄里，蹲在厂门口那尊早已被风雪剥蚀得面目全非的石狮子后面。那石狮子的一只眼睛缺了角，在风雪中半睁半闭，像是在无声地流泪，又像是在悲悯地注视着这世道的无常。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秃了头的竹扫帚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出惨白的颜色，与周围灰暗的环境融为一体。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蹲着，像一只准备扑食的秃鹫，又像一块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石头。他的目光穿过飞舞的雪片，死死盯着那群“接收大员”们从卡车上跳下来，看着他们趾高气扬地推开厂门，看着他们身后扬起的雪沫子像一道道白色的丧幡，宣告着这座工厂的死亡。他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那不是因为饥饿，胃里早已空空如也，而是因为那股直冲天灵盖的恶心。那是一种生理性的厌恶，是对这群吸血鬼本能的排斥。
他听见那个胖子上尉在点烟时，用一种漫不经心、仿佛在谈论天气般的口吻对身边的卫兵说：“这厂子里的机床，能拆的都拆了，运回关内。这鬼天气，留着也是废铁，还得派人看着，费事。”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可惜，只有对物资的贪婪和对这片土地的轻蔑。卫兵唯唯诺诺地应着，腰弯得像一只虾米，那副奴才相，比这凛冽的风雪更让人心寒。高飞的手心里渗出了汗，那是冷汗，瞬间又被冻成冰碴，扎得手心生疼。他心里的某个地方也在结冰。他知道，这帮人不是来建设的，是来拆台的，是来掘根的。他们要把这座东北唯一的、尚算完整的重型机器厂，变成他们腰包里的金条，变成他们姨太太旗袍上的翡翠，变成他们未来在南京、上海豪宅里的一块砖、一片瓦。而他和秦康、段平他们，却要在这群秃鹫的眼皮子底下，保住这颗革命的火种。这其中的难度，不亚于在虎口里拔牙，在刀尖上跳舞。想到这里，高飞握着扫帚的手，又收紧了几分，指甲几乎要嵌进竹竿里。他看着那些黄色的身影消失在厂门内，仿佛看见了一群蝗虫飞进了一片麦田，所过之处，必将寸草不留。这不仅仅是一座工厂的悲剧，更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在那个特定历史时刻的悲剧缩影。而作为这出悲剧里一个隐姓埋名的角色，高飞感到肩上的担子，重得几乎要将他的脊梁压断。雪，还在下，似乎要将这人间的一切不公与罪恶，连同这微弱的抵抗，一同掩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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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不是江南那种带着脂粉气的柳絮，落在青石板上，湿漉漉的，还能映出撑油纸伞的女子那一段若有若无的哀愁。也不是关内那种脏兮兮的烂泥，被车轮碾过，被鞋底踩过，变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深褐色，让人脚下发滑，摔一跤便是一身的污秽。东北的雪，是石头，是铁砂，是老天爷从天上倾倒下来的亿万把微型锉刀。每一片雪花落在脸上，都不是轻柔的触碰，而是尖锐的刺痛，像有人拿着最细的钢针，一下一下地扎你的毛孔。风是那个看不见的疯子，它不只是在吹，而是在抡着一把巨大的、由寒气凝结而成的扫帚，把这些锉刀横着扫，斜着劈，专挑人的骨头缝往里钻，专往人的眼窝子里砸。那痛感是极其具体的，带着一股子金属特有的腥气，像有人拿着粗砂纸，一下一下，狠狠地打磨着你的脸皮，直到你血肉模糊，直到你分不清脸上流淌的究竟是融化的雪水，还是自己被割破皮肤渗出的血水。
哈尔滨这座城，刚从日本人的皮靴底下挣脱出来不到三十天。三十天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不够一棵草从冻土里探出头来，哪怕是最泼辣的野草；不够一只在战火中受伤的狗舔净伤口重新吠叫，它的嗓子可能已经被硝烟熏坏了。这座城还在发抖，那种从内脏里透出来的颤抖，不仅仅是寒风所致，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。它还在做噩梦，梦里是日本人刺刀上的寒光，是宪兵队地牢里的惨叫，是无数个被填进松花江冰窟窿里的冤魂。然而，旧的噩梦还未醒，新的阴云已经像一块巨大的、浸饱了脏水的黑毛毡，严严实实地捂了下来，让人喘不过气。街道两旁，那些洋葱头式的俄式建筑，曾经是这座城市繁华与异域风情的象征，如今顶上积着厚厚的白雪，圆滚滚的，沉甸甸的，像是一具具被裹了三层寿衣的死尸，在昏黄的暮色里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尸体腐气。那些曾在伪满时期趾高气扬的日本洋行，大门紧闭，玻璃上贴着封条，原本金碧辉煌的招牌被粗暴地铲掉，露出后面灰暗粗糙的木板，像一个个被剜去了眼珠的眼眶，空洞、呆滞，却又带着一种死不瞑目的怨毒，在漫天的风雪中无声地注视着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，仿佛在嘲笑这短暂的自由。
清晨，太阳曾试图挣扎。它用尽了力气，才从厚重云缝里挤出一丝惨白的光。那光线稀薄得可怜，无力得像是一个垂死之人最后的一口游气，没有丝毫温度，只有无尽的绝望。它照在雪地上，非但没有带来暖意，反而让那刺眼的白变得更加狰狞。很快，这丝微不足道的光线就被漫天的飞雪无情地吞没，世界重新陷入一片混沌的灰白。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度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，挂在气象局的黑板上无人问津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、能要人命的酷刑。空气仿佛凝固成了胶质，每一次呼吸，都像是在吞咽着一把碎玻璃，气管被割得生疼，肺叶像是被冻僵了。呼出的热气在睫毛上瞬间凝结成霜，眨眼间，视野便模糊一片，世界在那一刻变得扭曲而陌生，仿佛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在看地狱。耳朵是第一个失去知觉的，接着是鼻子，然后是脚趾，那种麻木感顺着血管向上蔓延，让人产生一种想要就地躺下、永远睡去的诱惑。
在这片死寂之中，哈尔滨的街道上，却是一片令人作呕的喧嚣。几辆美国造的十**卡喷着浓黑刺鼻的油烟，像一群闯入瓷器店的钢铁巨兽，引擎轰鸣着，咆哮着，碾过早已被碾得铁硬的冰辙。那冰辙下，不知埋着多少人的血泪，多少未冷的尸骨。车斗里，跳下来一群穿黄呢子大衣的“接收大员”。他们大多不过二十出头，脸上却写满了与其年龄完全不符的骄横与贪婪。那骄横，是仗着背后有枪杆子，有“正统”的名分，仿佛他们不是来接管，而是来征服；那贪婪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劣根性，是一种对财富的饥渴，一种对掠夺的本能。他们嘴里嚼着牛肉干，那牛肉或许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，或许是黑市上高价买来的稀缺品；腰里别着加拿大撸子，那锃亮的枪口随时可能对准任何一个不顺眼的百姓，或者只是为了在酒醉后寻求一点刺激。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，踩在脏雪上，发出清脆的、令人厌恶的咯吱声，仿佛那是胜利的乐章。他们互相攀比着，看谁的派头足，看谁的嗓门大，仿佛这满目疮痍的厂区和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、面黄肌瘦的工人，都是他们腰包里待分的红利，是他们可以随意处置的战利品。他们不是在接管城市，而是在劫掠；不是在重建家园，而是在拆毁一切。
“他娘的，这鬼地方，比重庆的坡还难爬！”一个少尉模样的青年从车上跳下来，夸张地跺着脚抱怨。他跺脚的姿势很用力，像是在向这片土地，向这恶劣的天气示威。但他没忘了整理一下风纪扣，那动作熟练而刻意，生怕乱了“党国”的体统，却不知这体统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碎了一地，沾满了污泥。他的抱怨不是为了百姓的艰难，而是为了自己行路的艰辛。
“知足吧，听说沈阳那边更惨，日本人临走前把锅炉都炸了，现在还在喝冰水呢。”旁边一个胖子上尉嘿嘿笑着，那笑声油腻而虚伪，像一块在热锅里化开的肥油。他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，用戴着皮手套的手笨拙地弹出一根，给周围的人散了一圈。那烟卷的香气，在这充满油烟和血腥味的空气中，显得格外刺鼻，像一种讽刺。烟雾缭绕中，这群“接收大员”们谈笑风生，仿佛不是来接管一座千疮百孔的兵工厂，而是来参加一场盛大的猎宴。他们谈论着哪里的女人皮肤好，哪里的馆子地道，哪里的古玩字画值钱，却唯独不谈如何恢复生产，如何安置工人。他们的笑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，显得格外刺耳，像一把钝刀子，一下一下地切割着这座城市刚刚愈合一点的伤口，往深处撒着盐。
这伤口，是日本人留下的，深可见骨；而这把刀，却是“自己人”举起的，更加寒意逼人。在这漫天的风雪中，在这群“接收大员”的笑声里，哈尔滨这座城，这座刚刚从地狱边缘挣扎出来的城，再次陷入了一种更深的绝望。雪还在下，无情地掩盖了罪恶，也冷酷地掩盖了希望。而那些穿着黄呢子大衣的身影，正是这漫天大雪中最令人心寒的风景，他们走到哪里，哪里的生机便被冻结。
高飞缩着脖子，整个人几乎缩进了那件破旧的棉袄里，蹲在厂门口那尊早已被风雪剥蚀得面目全非的石狮子后面。那石狮子的一只眼睛缺了角，在风雪中半睁半闭，像是在无声地流泪，又像是在悲悯地注视着这世道的无常。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秃了头的竹扫帚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出惨白的颜色，与周围灰暗的环境融为一体。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蹲着，像一只准备扑食的秃鹫，又像一块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石头。他的目光穿过飞舞的雪片，死死盯着那群“接收大员”们从卡车上跳下来，看着他们趾高气扬地推开厂门，看着他们身后扬起的雪沫子像一道道白色的丧幡，宣告着这座工厂的死亡。他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那不是因为饥饿，胃里早已空空如也，而是因为那股直冲天灵盖的恶心。那是一种生理性的厌恶，是对这群吸血鬼本能的排斥。
他听见那个胖子上尉在点烟时，用一种漫不经心、仿佛在谈论天气般的口吻对身边的卫兵说：“这厂子里的机床，能拆的都拆了，运回关内。这鬼天气，留着也是废铁，还得派人看着，费事。”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可惜，只有对物资的贪婪和对这片土地的轻蔑。卫兵唯唯诺诺地应着，腰弯得像一只虾米，那副奴才相，比这凛冽的风雪更让人心寒。高飞的手心里渗出了汗，那是冷汗，瞬间又被冻成冰碴，扎得手心生疼。他心里的某个地方也在结冰。他知道，这帮人不是来建设的，是来拆台的，是来掘根的。他们要把这座东北唯一的、尚算完整的重型机器厂，变成他们腰包里的金条，变成他们姨太太旗袍上的翡翠，变成他们未来在南京、上海豪宅里的一块砖、一片瓦。而他和秦康、段平他们，却要在这群秃鹫的眼皮子底下，保住这颗革命的火种。这其中的难度，不亚于在虎口里拔牙，在刀尖上跳舞。想到这里，高飞握着扫帚的手，又收紧了几分，指甲几乎要嵌进竹竿里。他看着那些黄色的身影消失在厂门内，仿佛看见了一群蝗虫飞进了一片麦田，所过之处，必将寸草不留。这不仅仅是一座工厂的悲剧，更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在那个特定历史时刻的悲剧缩影。而作为这出悲剧里一个隐姓埋名的角色，高飞感到肩上的担子，重得几乎要将他的脊梁压断。雪，还在下，似乎要将这人间的一切不公与罪恶，连同这微弱的抵抗，一同掩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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