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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4章:买厂

    初七,陶爱民又去了趟红旗镇,这回不是看父亲,是看卫东。

    东方实业挂了十来天的牌子,院子里的炉子天天生着。八九个工人,旧车床两台,一台是卫东自己攒的,皮带换了新的,转起来嗡嗡响。年前进的那批修泵的活干完了,初五一开工,农忙服务队的排期已经写到三月。

    卫东见他来,烟递得比上次还勤:“哥,你那二十万顶用,我这不,开春就能再招两个人。“

    “别招冒了。“陶爱民说,“活儿没定金,人多了是亏。“

    卫东嘿嘿笑:“你放心,我记着你的话,两本账,工资月结,不欠农户。“

    陶爱民在院里站了会儿,看工人抬一台柴油机进来,号子声混着笑骂。一个叫大春的年轻人,二十出头,正拿刮刀修缸体,刮一下停一下,拿直尺比。卫东压低声音:“大春,县技校分来的,手巧。红星要是散了,这种娃最先跑。跑了的,这辈子跟机床就断了。“

    小公司是真小,八张嘴,一台旧床子,半院子机油味。可它转着,活的。

    卫东领他看了这两天接的活:三台抽水机大修,一台柴油机换缸套,都是周边村子送来的。活不大,一架子上的派工单写得清清楚楚,姓名、工时、单价,末尾签字画押。“你看,“卫东指着单子,“干一天结一天,不拖。老百姓信这个。“陶爱民看着那行工整的字,忽然觉得,东方这点小规矩,比红星那本怎么也算不平的账,要干净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到红星厂那五十台机床,罩着四十多台,开动的只有一台。

    “卫东,你这东方,要是接红的活,接得起不?“

    卫东愣了下:“哥你问这个……“

    “你就说,接得起接不起。“

    “接修配的零活,行。可红星那是整厂,两千多号人,我东方八个工人,你让我接,我拿啥接?“卫东挠挠头,“再说人家那设备,比我的好十倍,就是没活。我有活,没设备。这事儿邪门。“

    邪门,也不邪门。陶爱民前世见过太多这样的厂:设备是好的,人是好的,账是死的——死在没订单,死在钱在路上。舢板救不了沉船,不是舢板不使劲。

    卫东的“活“,是骑着摩托一家家跑出来的。初五那天陶爱民看见他往三轮车斗里塞了两瓶酒,说是去邻县农机站拜年拉活。大厂不兴这个,大厂的活,是计划下指标、供销科坐等接单,等来的。一个“等“字写下来,就是坐着等死。

    他站在院里,看了很久。八个人的小公司,转得动;两千多人的大厂,转不动。转不转得动,和大小没关系,和有没有活有关系。

    回家的自行车上,他想起前世看过的一份材料:那几年,像红星这样的老厂,全国成百上千家,靠输血活着的,没一家真活成了。血抽干的那天,照样停。一个厂子的命,不在厂长兜里那点钱,在它有没有活干、有没有人信它能活。这两样,钱买不来。

    他也见过反过来的一回。前世有座城,老纺织厂快死了,市里没注资,反倒放了条规矩:允许厂子把闲置厂房租出去,工人们自己组队接外贸订单,税收上给三年宽限。头两年也难,第三年活就回来了,两千多人没散。那回他记了句话:救厂的不是钱,是让钱和活能碰上面的那道缝。

    夜里,他把自己屋的灯拧亮,铺开纸。这回不是算自家的账,是算红星厂的账。

    能凑的数字,他从老钱、从父亲、从齐师傅嘴里一点一点拼:全厂两千一百人,人均月工资两百六十,一年工资六百五十五万;养老金和医疗,按工资四成估,一年二百六十万。这两样往少了说,一年也得九百多万往外走。还有工龄补偿,全厂平均工龄二十年,按一年补一个月平均工资,光这一项就是上千万,一次性的。

    他把自家的家底盘了一遍,写在纸边上:商铺十七间,一百零二万,收着租;云州滩涂三百四十亩,三十万,荒着;一年定期,一百九十万,那是留着毕业前清零的垫底钱;借给卫东的二十万,立了据,月息一分;罐头厂那笔投了十八万,追回来八万五,净亏九万五;同福糕点厂十万,两成分利,还算顺。全算上,能动的不能动的,拢共三百六十万出头。这数他熟,五一章里自己算过。

    三百六十万。

    他想起父亲那块工牌,硬纸板,缠了三层胶。三百六十万,够买多少块这样的工牌?够买下整个红星厂吗?

    他把三百六十万写在那堆数字底下,像往大江里扔了块石头。

    三百六十万,除以九百多万一年,撑不到半年。

    这还是只算流水账。厂子欠钢厂的八十万、农机公司欠厂里的一百三十万,一进一出,三角债里能收回来几成,没人说得准。产品是十几年前的老图纸,江浙乡镇企业报价低两三成,订单一年年往南边滑。就算他把三百六十万全砸进去,把工资补了,把旧账垫了,机器还是那批机器,人还是那批人,订单还是没有——钱投进去,转一圈,还是停。

    他放下笔,靠在椅背上。

    前世他坐过更高的位置,见过比这大十倍的厂、亏过比这深百倍的窟窿。他太知道“个人接盘“四个字意味着什么:不是接了一笔钱,是接了一群人、一摞债、一整套转不动的关系。钱填进去,像往漏底的桶里倒水,倒得越快,漏得越响。

    可他不甘心。

    不甘心父亲那块工牌,擦得再亮,最后也就是块硬纸板。

    不甘心小赵那样的手,二十三岁,技校的第一名,蹲在没有订单的车间里,等一张调不走的档案;不甘心老孙那样的手,磨了一上午铰刀,差一丝火,却连个让手艺派上用场的地方都没有。

    他盯着灯影里自己的手。这双手什么都能算,算到分毫不差,却算不出一个厂两千一百人的活路。卫东那八个人他能帮,可两千一百人,他帮不过来——至少,不是靠把手里的钱撒出去帮。有没有一种帮法,不花他的钱,却能帮上忙?这个念头一闪,他没抓住,先搁下了。

    他把纸翻过来,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,写得重:

    若以私财购厂——

    笔尖停住。后头那半句,他没写下去。因为后头无论写什么,算来算去,都是同一个答案。

    他前世有个教训,刻在骨头上:手里攥着钱,人就守不住。正因如此,他给自己定了死线,一九九四年六月前,名下资产处理干净,干干净净进体制。那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前世那个人。

    可眼前这笔账,逼着他问另一个问题:

    进体制,是为了什么?

    风从窗缝里钻进来,吹得台灯罩轻轻晃。他把那行“若以私财购厂“圈了起来,在旁边打了个问号。

    今夜算到这儿。他合上本子,知道明夜有一场更大的算,非把那个问号拉直不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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