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章：南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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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二号，腊月十八，南昌线。
这一趟是十一趟里最难的一趟。
难在票上。春运正紧，汉丰往南的票，窗口排一宿也未必买得着。他学了乖，提前五天托镇上跑供销的老关系，在铁路上议价弄了一张硬座——不算犯法，是加钱买辛苦，五块钱的茶水费。父亲那句话他记得：到了，拍电报回来。
难在路上。车厢里人贴着人，脚底下塞着人，他去打了一趟开水，来回四十分钟，人是侧着身子一寸一寸挪过去的。夜里不敢睡，不是怕贼——春运的车上贼也挤不动——是怕睡着了，怀里抱的包被人流挤散。他就那么睁着眼坐了一夜，天亮的时候，脖子里全是汗碱。
车过长江的时候天蒙蒙亮。桥很长，钢梁一根一根从窗外掠过去，桥下是化冻的浮冰，一排一排往下游走。对面一个抱小孩的大嫂问他去哪，他说南昌，看亲戚。大嫂说南昌冷，是湿冷，“冷到骨头缝里的那种“，让他多穿点。他想起母亲塞在包底的那双棉鞋，到了南昌才换上——果然，那冷跟江北不一样，像从地底下渗上来的。
难在买卖上。南昌是生地面。
宋头的条子揣在他怀里，写给他南昌的一个同行：万寿宫邮票社的涂老板，纸包纸裹的几行字，落款是宋头的名号。陶爱民寻过去的时候，涂老板正就着炉子烤火，五十来岁，指甲缝里是洗不掉的绿色——盘了几十年邮票的人。
涂老板接过条子，看完，抬眼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。
“宋头条子上说，“涂老板把条子折好，“你一个月走两趟，趟趟现钱。我看你不像。“
“哪里不像？“
“太年轻。“涂老板往炉子里添了块炭，“年轻人做买卖，十个里头九个半，钱一到手就飘。你这个行当，飘一回就沉底。“
“涂老板，“陶爱民不接他的话茬，从包里取出一个本子，翻开，推过去，“这是我从九月到现在的账。哪一趟，什么价，收了多少，出了多少，您过目。您要是看完觉得我飘，我马上走，条子还给宋头。“
涂老板愣了一下。他见过验钱的，验货的，验路子的，头一回见主动把账本递过来验人的。他拿起本子，一页一页翻，翻得极慢。屋里只有炭火的哔剥声。
万寿宫这一带，是南昌地面上最杂的地方，邮票社、钱币摊、代写书信的铺子挤在一条巷子里。涂老板盘了三十年邮票，练的就是一双验人的眼。可他翻这本账，翻到第五页的时候，手指停了停——九月十号那页，一笔出手，五十九百面值，得数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后面还跟了一个括号：含卷角券两张，柜台上砍了一块，记账存照。
一笔一块钱的出入，都记了账。
涂老板合上本子，还回去，看他的眼神变了：“腊月的合肥，七六，你也敢整批吃？“
“算过，吃得下。“
“南昌的价，“涂老板伸出一只手，“七零五。三天，两个集，我能给你凑两万六七千面值。比合肥还低——为啥，你想过没有？“
“想过。“陶爱民说，“南昌离上海远，跑的人少，货就压得深。低，是低在路远上。我多花的两天车钱、一夜瞌睡，买的就是这五个点。“
涂老板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忽然笑了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：“学生伢，你这账，算到人心里去了。“
三天的集市，陶爱民算开了眼界。江西的散客跟安徽的不一样：安徽人卖券，多是等钱用，捏着券在市面上一趟一趟比价；江西人卖券，很多是替单位跑腿的会计、采购，一出手就是几十张，卷在报纸里，用麻绳一勒。头一天他站在涂老板摊子后头看，第二天就帮着验券点数。涂老板起先不让外人碰他的秤，第三天，默许了——因为他验得快，还不出错。集市上人来人往，卖券的个个有故事：有个中学教师模样的，卖完券在摊子前站了半天，忽然问他这券最后流到哪里去；他说上海，柜台。教师点点头，自言自语说了一句：“国家借钱，总得有人信。“这句话陶爱民记了一路。
三天的集市，散货一笔一笔收拢。最后一日下午结总账的时候，出了一道岔子：涂老板的伙计来报，说是集上有别的客出了七一收价，把两个大散户的货截走了。涂老板搓着手，有些讪讪地看他，那意思是行情变了，价要不要重谈。
“涂老板，“陶爱民把最后一沓券点完，头也没抬，“条子是您写的，价是您许的。我今天多出一个点，明天就有人出两个点，这买卖就死了。我认七零五，也认您这个人——下个月，我还来。“
涂老板脸上的讪讪收了，换上来的是一种打量的神色，打量了半天，说了句：“你这学生……不像学生。“
面值两万六千九百块，七零五折，付出一万八千九百六十四块五。当着涂老板的面，一张一张验、一遍一遍点，点完装箱。
回程绕上海。出手两万六千一百三十三块三毛五——货大，他分了两天、三家门市出，出一家，存一家，当天把大头存进银行，开了汇票贴身带，身上只留车饭钱。这是列车长教他的，他记着，也用上了。
刨去这一趟的车饭杂费一百零五块，净落七千零六十三块八毛五。账上，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块六毛。
这是他挣钱最多的一趟，也是他离家最久的一趟——四天，腊月二十二才到家。四天里他没睡过一个整觉，眼窝陷下去一圈，可脚步比来时轻——货出了，钱进了银行，身上只有一张汇票和几十块车饭钱，人像卸了货的船，浮得高。
夜里进村，老远就闻见年味了。谁家在蒸年糕，糯米粉的甜气一团一团地漫在冷空气里；再走近，零星的爆竹声，一声，又一声。村口的路上，家家门口挂了灯。
陶爱民背着包，一步一步往村里走。他数着那些灯：第一盏，代销店的；第二盏，五叔家的；第三盏——
第三盏是他家的。灯不高，十五瓦，可门口立着个人影，裹着棉袄，缩着脖子，看见他，那影子一下子直起来了。
是母亲。她没喊，就那么站着，等他走近了，才伸手接他的包，摸到包带上的霜，说了一句：
“棉鞋穿了没有？“
前世，2027年那个冬天，临江光明里的夜里没有灯，没有一扇门为他开。这一世，村口第三盏灯底下，有人给他留着门。
陶爱民鼻子一酸，低着头，把那口气咽下去了。
“穿了。“他说，“妈，暖和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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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在票上。春运正紧，汉丰往南的票，窗口排一宿也未必买得着。他学了乖，提前五天托镇上跑供销的老关系，在铁路上议价弄了一张硬座——不算犯法，是加钱买辛苦，五块钱的茶水费。父亲那句话他记得：到了，拍电报回来。
难在路上。车厢里人贴着人，脚底下塞着人，他去打了一趟开水，来回四十分钟，人是侧着身子一寸一寸挪过去的。夜里不敢睡，不是怕贼——春运的车上贼也挤不动——是怕睡着了，怀里抱的包被人流挤散。他就那么睁着眼坐了一夜，天亮的时候，脖子里全是汗碱。
车过长江的时候天蒙蒙亮。桥很长，钢梁一根一根从窗外掠过去，桥下是化冻的浮冰，一排一排往下游走。对面一个抱小孩的大嫂问他去哪，他说南昌，看亲戚。大嫂说南昌冷，是湿冷，“冷到骨头缝里的那种“，让他多穿点。他想起母亲塞在包底的那双棉鞋，到了南昌才换上——果然，那冷跟江北不一样，像从地底下渗上来的。
难在买卖上。南昌是生地面。
宋头的条子揣在他怀里，写给他南昌的一个同行：万寿宫邮票社的涂老板，纸包纸裹的几行字，落款是宋头的名号。陶爱民寻过去的时候，涂老板正就着炉子烤火，五十来岁，指甲缝里是洗不掉的绿色——盘了几十年邮票的人。
涂老板接过条子，看完，抬眼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。
“宋头条子上说，“涂老板把条子折好，“你一个月走两趟，趟趟现钱。我看你不像。“
“哪里不像？“
“太年轻。“涂老板往炉子里添了块炭，“年轻人做买卖，十个里头九个半，钱一到手就飘。你这个行当，飘一回就沉底。“
“涂老板，“陶爱民不接他的话茬，从包里取出一个本子，翻开，推过去，“这是我从九月到现在的账。哪一趟，什么价，收了多少，出了多少，您过目。您要是看完觉得我飘，我马上走，条子还给宋头。“
涂老板愣了一下。他见过验钱的，验货的，验路子的，头一回见主动把账本递过来验人的。他拿起本子，一页一页翻，翻得极慢。屋里只有炭火的哔剥声。
万寿宫这一带，是南昌地面上最杂的地方，邮票社、钱币摊、代写书信的铺子挤在一条巷子里。涂老板盘了三十年邮票，练的就是一双验人的眼。可他翻这本账，翻到第五页的时候，手指停了停——九月十号那页，一笔出手，五十九百面值，得数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后面还跟了一个括号：含卷角券两张，柜台上砍了一块，记账存照。
一笔一块钱的出入，都记了账。
涂老板合上本子，还回去，看他的眼神变了：“腊月的合肥，七六，你也敢整批吃？“
“算过，吃得下。“
“南昌的价，“涂老板伸出一只手，“七零五。三天，两个集，我能给你凑两万六七千面值。比合肥还低——为啥，你想过没有？“
“想过。“陶爱民说，“南昌离上海远，跑的人少，货就压得深。低，是低在路远上。我多花的两天车钱、一夜瞌睡，买的就是这五个点。“
涂老板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忽然笑了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：“学生伢，你这账，算到人心里去了。“
三天的集市，陶爱民算开了眼界。江西的散客跟安徽的不一样：安徽人卖券，多是等钱用，捏着券在市面上一趟一趟比价；江西人卖券，很多是替单位跑腿的会计、采购，一出手就是几十张，卷在报纸里，用麻绳一勒。头一天他站在涂老板摊子后头看，第二天就帮着验券点数。涂老板起先不让外人碰他的秤，第三天，默许了——因为他验得快，还不出错。集市上人来人往，卖券的个个有故事：有个中学教师模样的，卖完券在摊子前站了半天，忽然问他这券最后流到哪里去；他说上海，柜台。教师点点头，自言自语说了一句：“国家借钱，总得有人信。“这句话陶爱民记了一路。
三天的集市，散货一笔一笔收拢。最后一日下午结总账的时候，出了一道岔子：涂老板的伙计来报，说是集上有别的客出了七一收价，把两个大散户的货截走了。涂老板搓着手，有些讪讪地看他，那意思是行情变了，价要不要重谈。
“涂老板，“陶爱民把最后一沓券点完，头也没抬，“条子是您写的，价是您许的。我今天多出一个点，明天就有人出两个点，这买卖就死了。我认七零五，也认您这个人——下个月，我还来。“
涂老板脸上的讪讪收了，换上来的是一种打量的神色，打量了半天，说了句：“你这学生……不像学生。“
面值两万六千九百块，七零五折，付出一万八千九百六十四块五。当着涂老板的面，一张一张验、一遍一遍点，点完装箱。
回程绕上海。出手两万六千一百三十三块三毛五——货大，他分了两天、三家门市出，出一家，存一家，当天把大头存进银行，开了汇票贴身带，身上只留车饭钱。这是列车长教他的，他记着，也用上了。
刨去这一趟的车饭杂费一百零五块，净落七千零六十三块八毛五。账上，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块六毛。
这是他挣钱最多的一趟，也是他离家最久的一趟——四天，腊月二十二才到家。四天里他没睡过一个整觉，眼窝陷下去一圈，可脚步比来时轻——货出了，钱进了银行，身上只有一张汇票和几十块车饭钱，人像卸了货的船，浮得高。
夜里进村，老远就闻见年味了。谁家在蒸年糕，糯米粉的甜气一团一团地漫在冷空气里；再走近，零星的爆竹声，一声，又一声。村口的路上，家家门口挂了灯。
陶爱民背着包，一步一步往村里走。他数着那些灯：第一盏，代销店的；第二盏，五叔家的；第三盏——
第三盏是他家的。灯不高，十五瓦，可门口立着个人影，裹着棉袄，缩着脖子，看见他，那影子一下子直起来了。
是母亲。她没喊，就那么站着，等他走近了，才伸手接他的包，摸到包带上的霜，说了一句：
“棉鞋穿了没有？“
前世，2027年那个冬天，临江光明里的夜里没有灯，没有一扇门为他开。这一世，村口第三盏灯底下，有人给他留着门。
陶爱民鼻子一酸，低着头，把那口气咽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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