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章：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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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八号上午，合肥。
国债服务部设在工商银行二楼，楼梯口的铁门九点才开。陶爱民七点就到了，没上去，站在街对面的梧桐树下。
他第一天不买东西，只看。
八点刚过，队伍就排出来了。他从头走到尾，不看队，看人。排在最前头的十几个，年纪都不大，十五六岁到二十出头，穿得单薄，人人空着手；队中段是些提着旧提包的中年人，包不鼓；真正的货，不在排队的人身上。
他的眼睛落在马路牙子上。那儿蹲着四五个抽烟的，不排队，也不走，就蹲着。有人从银行里出来，跟他们点头；有人往他们手里递烟。九点开闸，队伍里那些半大孩子一人一个号，鱼贯上楼，半个钟头后又空着手下来，走到马路牙子边上，把一张一张纸条递过去。
把号的，是这几个人。
陶爱民看了整整一上午，认出了头。那人四十多岁，脖子上一道旧疤，蓝布褂子的扣子扣到顶，别人递纸条都要弯腰，他坐着不动，只伸出手。周围人管他叫宋头。
中午，宋头在街口的小饭馆吃面。陶爱民跟进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也要了一碗面。
宋头抬眼皮看了他一眼，继续吃。
“宋师傅。“陶爱民把面碗往边上挪了挪，“我从汉丰来，跑了趟上海，回程听说合肥的价，绕过来看看。“
“看什么？“
“看您。“陶爱民说，“您的号，是自己排队排来的，还是楼里楼外那些人替您排来的，我不管。我只问一件事——您柜台里收的货，出给谁，什么价？“
宋头吃面的筷子停了。
“我收七十，转手七十二卖给你们这样的，“他放下碗，眯起眼，“这是行价。你个小年轻，张嘴就砍到我心口上了。“
“我不砍价。“陶爱民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报纸包，打开，四千二百多块钱，在桌角码成一摞，“我加两个点，七十二，全要。现钱。您两天能从柜台上收多少，我吃多少。“
宋头盯着那摞钱，又盯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学生伢，你口气比钱大。楼里那些大户，出七十一都没这个口气。“
“大户的钱不现，人也不稳。“陶爱民把钱包回去，“我加一个点，买您两样东西。第一，现钱，当面点清；第二，长做——这个月我来，下个月我还来。您手里六个孩子的号，一天两千面值，两天四千。跑上海的路您不用走，风险您不用担，两个点稳稳落袋。我多出一个点，买的是往后。“
饭馆里人来人往。宋头把那碗面吃完了，汤都喝干，才开口：“明天上午，带钱来。先试一单。“
第二天上午，二楼柜台。宋头的人收货，陶爱民站在柜台边上验券：对着窗户的光看底纹，指腹过水印，一张一张点。八七年、八八年、八九年的券，合计面值五千九百块。他按七十二折，付出四千二百四十八块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当着宋头的面点三遍。
宋头在旁边看着，一句话不说。临出门，他忽然问：“你多大？“
“十八。“
“十八。“宋头咂了咂嘴，“我十八的时候，还在码头上扛包。“他顿了顿，“下个月来之前，拍个电报，两个字：要货。“
当天下午的夜车去上海。第三天一早，西康路门市部，还是那块行情牌：八七年券九十七块五。陶爱民把五千九百块面值的券按年份分三堆码上柜台，报数报到个位。
点钞的还是上回那个姑娘。她抬头看了他一眼：“又来了。“
“又来了。“
五千七百三十一块八毛五。这一趟，刨去车饭钱六十三块，净落一千四百二十块八毛五。账上，五千七百三十九块九毛五。
九月十号夜里到家。他在镇上邮局拍了一封三个字的电报：到了，好。父亲在邮局门口等着拿的，捏着那张电报纸回家，让母亲找了个相框裱起来——裱的不是电报，是里头那个“好“字。
在家歇了两天，九月十三号，陶爱民动身去临江，报到。
东江大学在城里东边，一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走到头，就是南大门。经济系的新生报到点支在操场边上，桌子后头坐着高年级的学生，喇叭里放着歌。他排在前头，材料一样一样递过去：通知书、户口迁移证、粮油关系转移证、团员档案。
辅导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老师，姓方，翻着他的材料翻到最后一页，抬起头：“陶爱民？全省第三那个？“
“是。“
“经济系今年就冲你多要了两个名额。“方老师在名册上勾了一下，“住宿八人间，铁架床。能习惯吗？“
“能。“他说，“我睡过更挤的。“
宿舍在五号楼三层。八张铁架床，他分到靠窗的上铺。
同宿舍到了五个，云州的、铜山的、临江本地的，口音南腔北调。本地那个姓吴，热络，挨个问家境。问到他，他说：“清源农村的，种田。“小吴“哦“了一声，把刚掏出来的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又塞回箱底——那收音机两白来块，够清源一家人小半年嚼谷。陶爱民看在眼里，没说话。分寸这个东西，不是装穷，是别人亮什么，你不眼热；你有什么，也不亮。
铺褥子的时候，他把帆布包塞进床里侧，行李箱上了锁。箱底压着那个作业本，本子的布封皮是母亲用旧布重新包过的，四角缝了线。助学金的申请他也在辅导员那儿交了——一等，每月十九块五。这不是贪，是章程：家里收入在那个线底下，够格。够格的补助不要，那是矫情；不够格的去争，那是无耻。
九月二十二号晚上，北京亚运会开幕。整栋楼的男生都挤到一楼门房的电视机前，十四寸的黑白电视，人摞人。陶爱民站在最后头，看不见画面，只听得见声音——解说员的嗓门、人群的欢呼、《亚洲雄风》的前奏，一浪一浪从人堆里涌出来。
他前世看过这场开幕式，看得清楚，座椅是软的，屏幕是巨大的。这一世他站在最后头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看见几十个后脑勺，听见身边人的欢呼。
散场往回走，同宿舍的本地学生问他：“哎，陶爱民，你们县里，看上电视的人多吗？“
“不多。“他说，“一个村一两台。“
“那你今儿算开眼了。“
“嗯，“他说，“开眼了。“
夜里，楼道安静下来。他躺在铁架床上，身子随着床架偶尔一声轻响。窗外是临江的路灯，一盏一盏，比清源的亮，比上海的密。
这座城，前世他住了二十年，闭着眼都认得每一条街。这一世，他要用四年，重新把它认一遍——从上铺认起。
熄灯前，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：
十月底，临江线，第一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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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债服务部设在工商银行二楼，楼梯口的铁门九点才开。陶爱民七点就到了，没上去，站在街对面的梧桐树下。
他第一天不买东西，只看。
八点刚过，队伍就排出来了。他从头走到尾，不看队，看人。排在最前头的十几个，年纪都不大，十五六岁到二十出头，穿得单薄，人人空着手；队中段是些提着旧提包的中年人，包不鼓；真正的货，不在排队的人身上。
他的眼睛落在马路牙子上。那儿蹲着四五个抽烟的，不排队，也不走，就蹲着。有人从银行里出来，跟他们点头；有人往他们手里递烟。九点开闸，队伍里那些半大孩子一人一个号，鱼贯上楼，半个钟头后又空着手下来，走到马路牙子边上，把一张一张纸条递过去。
把号的，是这几个人。
陶爱民看了整整一上午，认出了头。那人四十多岁，脖子上一道旧疤，蓝布褂子的扣子扣到顶，别人递纸条都要弯腰，他坐着不动，只伸出手。周围人管他叫宋头。
中午，宋头在街口的小饭馆吃面。陶爱民跟进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也要了一碗面。
宋头抬眼皮看了他一眼，继续吃。
“宋师傅。“陶爱民把面碗往边上挪了挪，“我从汉丰来，跑了趟上海，回程听说合肥的价，绕过来看看。“
“看什么？“
“看您。“陶爱民说，“您的号，是自己排队排来的，还是楼里楼外那些人替您排来的，我不管。我只问一件事——您柜台里收的货，出给谁，什么价？“
宋头吃面的筷子停了。
“我收七十，转手七十二卖给你们这样的，“他放下碗，眯起眼，“这是行价。你个小年轻，张嘴就砍到我心口上了。“
“我不砍价。“陶爱民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报纸包，打开，四千二百多块钱，在桌角码成一摞，“我加两个点，七十二，全要。现钱。您两天能从柜台上收多少，我吃多少。“
宋头盯着那摞钱，又盯着他，忽然笑了：“学生伢，你口气比钱大。楼里那些大户，出七十一都没这个口气。“
“大户的钱不现，人也不稳。“陶爱民把钱包回去，“我加一个点，买您两样东西。第一，现钱，当面点清；第二，长做——这个月我来，下个月我还来。您手里六个孩子的号，一天两千面值，两天四千。跑上海的路您不用走，风险您不用担，两个点稳稳落袋。我多出一个点，买的是往后。“
饭馆里人来人往。宋头把那碗面吃完了，汤都喝干，才开口：“明天上午，带钱来。先试一单。“
第二天上午，二楼柜台。宋头的人收货，陶爱民站在柜台边上验券：对着窗户的光看底纹，指腹过水印，一张一张点。八七年、八八年、八九年的券，合计面值五千九百块。他按七十二折，付出四千二百四十八块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当着宋头的面点三遍。
宋头在旁边看着，一句话不说。临出门，他忽然问：“你多大？“
“十八。“
“十八。“宋头咂了咂嘴，“我十八的时候，还在码头上扛包。“他顿了顿，“下个月来之前，拍个电报，两个字：要货。“
当天下午的夜车去上海。第三天一早，西康路门市部，还是那块行情牌：八七年券九十七块五。陶爱民把五千九百块面值的券按年份分三堆码上柜台，报数报到个位。
点钞的还是上回那个姑娘。她抬头看了他一眼：“又来了。“
“又来了。“
五千七百三十一块八毛五。这一趟，刨去车饭钱六十三块，净落一千四百二十块八毛五。账上，五千七百三十九块九毛五。
九月十号夜里到家。他在镇上邮局拍了一封三个字的电报：到了，好。父亲在邮局门口等着拿的，捏着那张电报纸回家，让母亲找了个相框裱起来——裱的不是电报，是里头那个“好“字。
在家歇了两天，九月十三号，陶爱民动身去临江，报到。
东江大学在城里东边，一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走到头，就是南大门。经济系的新生报到点支在操场边上，桌子后头坐着高年级的学生，喇叭里放着歌。他排在前头，材料一样一样递过去：通知书、户口迁移证、粮油关系转移证、团员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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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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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能。“他说，“我睡过更挤的。“
宿舍在五号楼三层。八张铁架床，他分到靠窗的上铺。
同宿舍到了五个，云州的、铜山的、临江本地的，口音南腔北调。本地那个姓吴，热络，挨个问家境。问到他，他说：“清源农村的，种田。“小吴“哦“了一声，把刚掏出来的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又塞回箱底——那收音机两白来块，够清源一家人小半年嚼谷。陶爱民看在眼里，没说话。分寸这个东西，不是装穷，是别人亮什么，你不眼热；你有什么，也不亮。
铺褥子的时候，他把帆布包塞进床里侧，行李箱上了锁。箱底压着那个作业本，本子的布封皮是母亲用旧布重新包过的，四角缝了线。助学金的申请他也在辅导员那儿交了——一等，每月十九块五。这不是贪，是章程：家里收入在那个线底下，够格。够格的补助不要，那是矫情；不够格的去争，那是无耻。
九月二十二号晚上，北京亚运会开幕。整栋楼的男生都挤到一楼门房的电视机前，十四寸的黑白电视，人摞人。陶爱民站在最后头，看不见画面，只听得见声音——解说员的嗓门、人群的欢呼、《亚洲雄风》的前奏，一浪一浪从人堆里涌出来。
他前世看过这场开幕式，看得清楚，座椅是软的，屏幕是巨大的。这一世他站在最后头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看见几十个后脑勺，听见身边人的欢呼。
散场往回走，同宿舍的本地学生问他：“哎，陶爱民，你们县里，看上电视的人多吗？“
“不多。“他说，“一个村一两台。“
“那你今儿算开眼了。“
“嗯，“他说，“开眼了。“
夜里，楼道安静下来。他躺在铁架床上，身子随着床架偶尔一声轻响。窗外是临江的路灯，一盏一盏，比清源的亮，比上海的密。
这座城，前世他住了二十年，闭着眼都认得每一条街。这一世，他要用四年，重新把它认一遍——从上铺认起。
熄灯前，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：
十月底，临江线，第一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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