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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章:一百三十七块六

    上午九点,陶爱民把红旗镇从头到尾走了一遍。

    看考场是幌子。红旗中学他就读了三年,哪间教室门歪、哪张桌子缺角,他闭着眼都数得出来。他要看的,是1990年6月的红旗镇——用三十七年后的那双眼睛,重新看一遍。

    镇子就一条主街,两里地长。供销社刚开门,营业员在用鸡毛掸子掸玻璃柜台,柜台里摆着的确良衬衫、暖水瓶、搪瓷盆,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摆在最显眼的位置,标价七十六元。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红纸:化肥供应通知,尿素每担上调一元二。

    粮站在供销社西边。院子里停着三辆拖拉机,几个农民蹲在树荫下抽烟袋,等着交定购粮。过磅员扯着嗓子唱秤,唱一声,记账员在册子上划一道。

    信用社在粮站斜对面,一扇绿漆铁门,门口小黑板上是粉笔字:六月国债(国库券)到期兑付启事。

    陶爱民在黑板前站住了。

    来了。他这一趟出门,真正要找的,就是这几个字。

    他推门进去。营业厅很小,一张柜台,两个窗口,开着一个。柜台里的女营业员三十来岁,正低头拨算盘。

    “大姐,问个事。“他把声音放得客气,“国库券,咱这儿能买吗?“

    女营业员抬起头,上下打量他:“买那个做啥?又不能吃不能喝,压三年才到期。“

    “上海能卖不?“

    “卖?“女营业员笑了,像是听见什么稀罕事,“小伙子,咱镇上去年有个老师,家里攒了两千块国库券,急用钱,拿到县城人民银行去兑,人家告诉他,只收兑到期的,不到期的想变现,得去上海的转让柜台——你猜怎么着?他大老远跑了一趟上海,两千块的券,卖了二千一。“

    “多卖了一百?“陶爱民问。

    “是啊,你说怪不怪。“女营业员把算盘一推,“咱这儿人人把它当死钱,上海人倒拿它当宝。前年还有人拿国库券抵电风扇钱,抵得比现金还少两成——你说这东西,到底值多少钱?“

    陶爱民没答。他心里那个数字,比这位大姐清楚一万倍。

    1990年,全国的国库券不许流通,只许到期兑付,可各地的转让价格是两回事。像合肥、南昌这些地方,现金饥渴,国库券七八折就肯往外卖;上海资金充裕,转让价贴着面值走,好的时候还能溢价。一张面值一百块的国库券,从合肥拿到上海,一进一出就是十几二十块。

    七八年后在台上做报告,他能把这段历史讲得头头是道: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无风险套利,杨百万们靠一辆自行车和一个麻袋完成原始积累。可是讲归讲,他从来没往自己身上想过——那时候他已经不屑于挣这种辛苦钱了。

    不屑于挣辛苦钱的人,最后进了监狱。

    “大姐,“他又问,“去上海的火车,从哪儿坐?“

    “清源县城,火车站。一天两班过路车,凌晨一班,下午一班。“女营业员狐疑地看着这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,“小伙子,你问这个干啥?你看着像个学生啊。“

    “明天高考。“陶爱民笑了笑,“考完了,想出去见见世面。“

    出了信用社,日头升高了。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街口突突地开过去,卷起一路黄土。

    粉尘腾起来的那一瞬间,陶爱民僵在了原地。

    那股味道——干燥的、呛人的、带着一点砖腥味的土——劈头盖脸地罩下来。眼前的主街没了,供销社没了,他看见的是一条挤满推土机的巷子,一个抱着门框的老人,一条弯成奇怪角度的腿,和满天的、落在头发上滚烫的灰。

    老天爷啊,谁能帮帮我们。

    “喂。“

    有人拍他的肩膀。陶爱民一回头,一只灌满凉水的军用水壶递到他面前。

    “中暑了?“李正律站在他身后,方脸,浓眉,个子不高,肩膀宽得像半扇门板,“大晴天站在路中间发什么愣。“

    陶爱民接过来灌了一口。井水,凉得激牙。他把水壶还回去,呼吸慢慢匀下来——一,二,三……他在心里默数到十,把那条巷子、那个老人、那声喊,重新压回三十七年之后。

    “想考试的事。“他说。

    “想考试的事会想出汗?“李正律不信,但也没追。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卷子,卷角都翻毛了,“政治的最后三道大题,我押了三个方向,你要不要看看?“

    “你押的什么?“

    “一个物价改革,一个沿海开放,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“李正律扳着手指头,指关节粗大,“我押了三个月了,每天背到十二点。我爸说我是魔怔了——魔怔就魔怔,我认定的事,九头牛拉不回来。“

    陶爱民看着他,忽然笑了。

    李正律,红旗镇李家坳人,跟他同一年生,同一个村小,同一所初中,同一所高中,坐了三年前后桌。这个人从十岁起就是这样:全班都记不住《中学生守则》,他能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;全班都怕他,因为他连老师板书写错一个字都要举手;全班又都服他,因为谁家有事,出力最多的也是他。

    九岁那年,陶爱民和两个伙伴偷了生产队地里的西瓜,是李正律去告诉的看瓜老汉。三个人挨了各自家长一顿好打。第二天上学,李正律把自己书包里仅有的一块干粮掰了一半,塞给饿着肚子的陶爱民。

    “你举报我,又分我吃的?“那时候陶爱民不解。

    “偷瓜是偷瓜,饿是饿。“九岁的李正律说得理直气壮,“两码事。“

    两码事。这三个字,这个人认了一辈子。

    “正律,“两人并肩往学校走,陶爱民忽然问,“志愿想好了没有?“

    “早想好了。“李正律连磕巴都不打,“江东政法学院,法律系。出来进检察院。“

    “为什么是检察院?“

    “因为检察院管官。“李正律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看着前面的路,“咱们镇上,官要是好官,老百姓的日子就顺一半。官要是坏官,神仙也救不了。我想当那个——谁犯了法,我就查谁的那个人。“

    他说得平平常常,像在说明天要交几张卷子。

    陶爱民侧过头,认认真真看了他的发小一眼。前世,这个人从县检察院的书记员干起,一路干到省纪委书记,三十三年里查过的案子摞起来比人高。而他们两个人之间隔着的那句话——“哪天你有问题,第一个来找你的就是我“——要到四年后,在县公证处的一张桌子前,才会正式说出口。

    但有些种子,1990年的这条土街上,已经埋下了。

    “行。“陶爱民说,“到时候你查案,我干活,咱们一个抓坏的,一个办好的。“

    “谁跟你咱们。“李正律把水壶甩回肩上,咧嘴一笑,露出一口白牙,“先把数学考及格再说。全校就传你语文全市第一、数学全校第十七——第十七,陶爱民,你要是这次数学再砸了,就跟我一起进复读班,我给你占座。“

    “不占。“陶爱民说,“这次砸不了。“

    下午回到家,母亲在补一件衬衫,父亲五点半下班进门,身上带回来一股金属切削液的味道。他的手指缝是黑的,指甲修得极短——八级钳工的手,二十年都是这样,肥皂洗不掉那层黑,那是长在手纹里的。

    晚饭是稀饭、咸菜、韭菜炒鸡蛋。一碟鸡蛋,母亲大部分拨进了儿子碗里。

    饭桌上,父亲陶援朝总共说了三句话。

    第一句:“厂里这批水泵,赶月底要交货。“——这是说他自己的。

    第二句:“吃菜。“——这是说给全桌的。

    第三句是放下筷子之后,看着儿子说的:“笔带两支。别慌。“

    说完他就出门了,去院里侍弄那几分菜地。月光底下,一个沉默的男人蹲在垄沟边,一根一根地给豆角搭架子,搭得比别人家的都直。

    夜里,陶爱民把书包收拾好了:准考证压在最底层,两支钢笔灌满蓝黑墨水,垫板,直尺,橡皮。做完这些,他从书包夹层里摸出两张纸币——母亲下午趁他不注意塞进来的,两块钱,一张一块的、一张一块的,都是连号的新票,是母亲在棉纺厂一个月九十来块的工资里,一张一张攒的。

    前世,他收下的第一笔钱是两万块。

    两块和两万,隔着三十七年,中间隔着一张判决书。

    陶爱民把那两块钱原样放回夹层,压平,拉上拉链。

    这一回,他要从一个只够吃两顿饭的数字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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