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九章 老阮没有来认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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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点的会议照常开始。
赵坤坐主桌，黎真坐他左边，属于我的椅子仍空着。六十三块桌牌排成六列，最前面是白鹭、金鸥、海皇宫，后面依次是酒店、仓库、车队、洗衣房和餐厅。每个负责人面前只有一杯水与三张空表，没有酒，也没有庆典剩菜。
我在金鸥二楼听会议内线。赵坤没有宣布接管，只让所有人按时间写下死讯传来以后碰过什么。有人带来两把新锁，有人交回装现金的旅行袋，有人承认给赵坤打过电话。五十八个人在四十分钟内填完，最后五个赶到的人也没有被挡在门外。
会议进行到一半，旧港负责看守尸体的人通知阿木，老阮仍没有来认领阮文山。他只托人送来一套干净衣服，姓名栏空着。按亲属关系，他最该出现；按利益关系，他也最该拿着六辆车的协议来找我。可从凌晨那通电话以后，老阮像从澜城所有道路上消失了。
九点十分，一辆没有亮顶灯的出租车停在金鸥后巷。司机下车后打开后备厢，里面只有一只装鱼的空木箱。木箱侧面写着我一九九六年在澜港鱼市见过的蓝色车号，底板下压着一张纸：旧渡船厂，九点四十，只许贺青川。
这不是老阮惯用的字。他用当地文字写账，中文只会写名字。但蓝色车号属于他早年帮陶老板送鱼的路线，除顾北山、阿木和我，知道的人不多。
我没有让司机等。金鸥后门通往一条旧排水巷，步行十分钟能到废弃渡船厂。阿木远远跟到巷口，没有进厂；黎真留在酒店盯会议。若对方只想确认我是否活着，我踏进渡船厂的一刻便已经给了答案，再多带几个人也收不回来。
渡船厂只剩半座铁皮棚，潮水从破损船台下进进出出。老阮坐在一艘翻扣的木船旁，脚边放着顾北山缺失的算盘布袋。他没有带人，右手缠着纱布，脸上有一道新擦伤。
我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，没有问伤从哪里来。老阮先抬头看我，确认我没有受伤，才把一串车钥匙扔到木船上。六辆旧车的钥匙一把不少。
老阮说：“我让杜海防人动六辆车，没让他把车送出去。人更不是我杀的。”
我没有立即接钥匙，让老阮从头说明。
半个月前，阮文山告诉老阮，有人重新启用四份未补正文件，还在问我死亡后的车队权限。老阮拿二〇〇八年复核报告给杜海，只要求一旦我失联，六辆旧车停在原位，任何人不得过户。那份报告清楚写着基础盘继续、一成二照付，根本不需要搬车重谈。
死讯传出后，杜海收到另一份附旧收据的“保全令”，以为是老阮改变主意，才把六辆车集中送往东平。老阮发现车辆离位后关机追车，又从高架桥附近找到陈响制服，才知道阮文山被带上诱饵车。他此前不知道阮文山会去旧港，更不知道有人准备替换司机、安保和身份。
墓碑不是老阮订的，十一点四十分也不是他定的。老阮承认自己曾告诉杜海，若新股东不认复核报告，宁可停六辆车也不能让旧权益被悄悄改掉；这份不信给匿名指令留下了可利用的口气。可移车、假过户与关押陈响都不是报告允许的动作。
我问老阮：“阮文山为什么替我签十七份文件？”
老阮看着船台下的水，过了很久才说，最初几份我们都知道：冷机退货、石岭项目、北线仓租和河内办事点，内部授权写阮文山，外部首页却只留我的名字。便利一次次成功，附件便一次次被人当成可以晚补的东西。
二〇〇六年阮文山要求退出后，十三份已补正或结束，四份仍因对方拒改而保留。问题本该到此为止。可后来有人继续从海货贸易行向阮文山账户打小额“历史协助费”，要求他必要时确认旧签名。他退回过两笔，另有一笔被直接拿去付诊所旧账。
今年七月，又有人用白先生名义要求他为四份旧文件重新露面。阮文山拒绝，才把编号、付款和匿名便条分别交给顾北山、老阮与赵坤。他去找他们不是要恢复代签，而是怕有人在我死后把已停止的身份重新开起来。
我问老阮谁给钱。老阮说每次经办人不同，有车队财务、有酒店设备部，也有来自外地贸易行的人。方启荣只负责最近两年，不是最早安排身份的人。阮文山保存过一份付款编号，却在旧港上车前把它交给顾北山。顾北山没有放进皮箱，牛皮信封里也没有，说明最后一份证据仍在他手里。
老阮将算盘布袋推给我。布袋夹层里有一盘很薄的录音带，是阮文山八月十五日去海皇宫前录下的。录音内容只有十二分钟，前半段是阮文山自述，后半段有人打断他。那人刻意压低声音，听不出年龄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可以把名字还给他，先把这些年的钱还给我。”
阮文山问欠多少，对方报出十七份文件对应的金额，每一笔都精确到小数。能算出这些数的人看过副账，也知道阮文山拿到的钱并非全部报酬，其中一部分被经办人截走。
录音最后有纸张翻动声，随后是阮文山一句：“你们不是怕贺青川死，你们怕他活着认账。”
声音到这里中断。
老阮今晚没有去认尸，因为旧港给出的身份仍是贺青川。他说阮文山活着替我用过名字，死后不能再替我用一次。只要尸体登记没有改回真名，他就不会签任何亲属文件，也不会收我一分钱。
我对老阮说，六辆车先回北郊，基础盘按刚完成的独立复核继续；阮文山的真名、离职与死亡当天写进身份总册，不能再让认错书覆盖。历史付款不能凭一盘录音直接定数，四份未补文件和所有异常款仍要逐项找齐。
老阮问我，一成二是否还算。
我没有再用“新公司股权要清楚”搪塞，只重申复核报告：基础盘一成二继续，扩展盘与赵坤新投车辆另算。边界已经公开核过，不因我的死讯改，也不因任何人抢到六辆车改。
老阮接受了这个回答。他没有跟我握手，只把六把钥匙留在木船上。离开前，老阮说阮文山曾告诉他，八月十八日晚会有一辆不在诱饵方案里的第五辆黑车，从酒店西侧员工门出去。那辆车没有登记在青川公司，司机却长期在给黎真送纸本账。
我问司机是谁。
老阮说阮文山只记得车尾贴着一枚白鹭断翅标志。那是六十三处产业每月交纸本账时使用的封条，外人拿不到，负责收集总账副本的人却能接触。
我带着车钥匙与录音带离开渡船厂。阿木在巷口等我，没有问老阮说了什么。他只告诉我，酒店会议已收齐六十三张表，方启荣仍未出现，但有人在会议开始后用黎真的财务权限调取过全部纸本账交接记录。
账号属于黎真的副手，使用地点却是已经停电的设备间。
有人想找出那辆第五辆车，也想赶在我们之前拿到阮文山留下的付款编号。
晚上十点，六十三处产业的门全部开着。
白鹭恢复营业，只留顾北山靠窗的座位空着；金鸥一楼重新接客，二楼放映间仍锁；海皇宫撤掉周年宴装饰，正常结账；北郊六辆旧车由杜海开回车场，车门铜牌暂时没有装回去。每处门口都贴了一张当日盘点时间，负责人、员工与供货商可以当面核数。
这是我在澜城第一次用“开门”代替“关灯”。
过去遇到争斗，我习惯先让所有生意停止，用失去供货与客流的代价逼人坐下。这个办法用得越成功，越容易被人预测。器材仓路线图已经写好我会封车、扣章、停业，钢钉也等着我六点坐回主桌。若继续按老办法，方启荣和那辆第五辆车只会趁黑离开。
门打开以后，藏东西反而更难。每一箱酒、每一把钥匙、每一辆车都要在众人面前经过；谁想挪动，必须留下接手的人。黎真把六十三张表分成三批：现金与印章、车辆与仓库、人员与通道。赵坤的人核对海皇宫和三家合股酒店，红姨带培训楼的老会计核对工资与住宿，阿木只守门，不碰账。
赵坤不喜欢这种安排。他的人能看见账，却不能单独拿走；黎真的人也不能只在办公室里改数字。两边互相盯着，谁都不舒服，反而让结果更可信。
十点二十分，第一处差额从洗衣厂出现。设备部记录有九十六枚纸本账封条，实际只剩九十五枚。缺少的一枚编号“白六三”，按序应贴在当月最后一辆收账车上。那辆车不属于公司，是财务部每月底临时租用的黑色轿车。司机叫盛勇。
盛勇正是上午给我送第三把钥匙的人。
阿木听见名字后没有替他辩解。盛勇跟了他十二年，知道三锁票箱、金鸥后巷和纸本账路线。若第五辆车由他驾驶，他既能帮助阮文山离开，也能把所有副账交给外面的人。
我没有让阿木抓盛勇，只通知他照常来青川酒店交当日油单。盛勇十一点准时到场，身上穿着车队旧制服，油单、里程与零钱分开装在三个口袋。他进入宴会厅，看见六十三名负责人还在盘账，脸上没有变化。
黎真当众问盛勇，八月十八日晚十一点以后开过哪辆车。盛勇回答自己驾驶蓝色小货车送阿木的钥匙，之前一直在北郊待命，没有碰黑车。
阿木把编号“白六三”的封条放到桌上，问盛勇是否见过。盛勇看了一眼，说这枚封条原本贴在一辆外租黑车的后备厢，他八月十七日验车时发现粘得不牢，便撕下交给设备部更换。至于旧封条去了哪里，他不知道。
设备部仓管小珊被叫到桌前。她记得盛勇交回过旧封条，许盛当时正在领周年宴道具，顺手将封条压进登记夹。第二天登记夹不见，设备部以为被财务取走，没有上报。
盛勇不是第五辆车的司机。有人只需要那枚封条，便能让任何外租黑车看起来像收账车辆。
十一点十五分，六十三处的盘点传真陆续回到酒店。黎真发现三处互不相干的地方都有同一种小额支出：北郊车场付了四千七百，海皇宫付了六千二百，设备部付了三千一百，备注分别写维修、临时酒款和安全器材。三笔钱在当天下午进入同一家海货贸易行，总额一万四千，随后被拆成七笔，每笔两千。
阮文山过去每年八月十七日收到的现金也是两千一笔，一共七笔。
对方没有从某处一次拿出一万四千，而是让三个部门各自支付一个看起来不大的数字。每个经办人只会认为自己替上级垫了一项正常费用，只有把六十三张表放在同一张桌上，才能看见它们合成什么。
赵坤看完三张付款单，脸色第一次沉下来。海皇宫那笔六千二百由方启荣亲自签字，北郊四千七百是杜海盖章，设备部三千一百来自许盛。三个人都以为自己拿钱在处理不同的麻烦，收款账户却把他们绑在了一起。
海货贸易行的经办人当晚没有离城。他在旧港租了一间办公室，门口挂着停业牌，里面电话仍通。阿木让人守住出口，没有闯门，只把该贸易行欠青川仓库的两笔货款同时转为到期结算。账户一旦要继续收钱，就必须有人出面解释旧债；若关掉账户，刚进入的七笔款会被冻结在里面。
十一点三十六分，贸易行主动给黎真打来电话。来电者不报姓名，只要求解除货款追索，条件是交出阮文山那盘录音带和二〇〇一年的人员登记。黎真问对方代表谁，电话里的人回答，自己只代表那些不想陪死人一起翻旧账的人。
黎真故意说录音带已交给赵坤。电话那端停了一秒，随即挂断。
两分钟后，赵坤放在桌边的黑皮箱响起一阵震动。他的私人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：方启荣在海货贸易行，愿意交出账，但只见赵坤。
这是对方第一次被迫从匿名电话后面走出来。
赵坤准备起身，我让黎真通过内线拦住他。方启荣知道赵坤重利益，也知道他不容自己的财务主管落到别人手里。若赵坤单独去，拿回来的可能是人，也可能是一份专门替海皇宫切断责任的假账。
赵坤没有坚持。他让律师、阿木各派一人，自己留在主桌。海货贸易行的门在零点被打开，里面只有方启荣一个人。他坐在七只空现金袋中间，桌上摆着赵坤的接管方案、许盛的设备领用单、杜海的车辆调度单和一摞印有我签名的外地付款凭证。
方启荣没有逃。他告诉进门的人，自己负责把三个部门的钱汇到贸易行，却不知道钢钉与阮文山死亡。有人承诺我死后由他接管青川总财务，还把十七份代签文件中的四份交给他，证明我早已准备把外地责任推给赵坤。
给他材料的人每次都用公共电话，只自称“白先生”。方启荣从未见过对方，只在八月十七日收到一辆贴白鹭封条的黑车。车后备厢里有接管方案副本、墓碑照片和一张要求分拆一万四千元的付款表。
第五辆车存在，但它不是为运走某个人，而是为同时给几名贪心的人送去各自想看的证据。
我让阿木把方启荣带回酒店，不许赵坤私下见他。六十三处产业继续开门盘点，直到最后一张货单对完。凌晨一点二十分，三笔钱、六辆车、洗衣通道和接管方案全部有了经手者，只有自称“白先生”的人仍没有名字。
我们赢回了第一层账，却没抓住写账的人。
散会前，黎真让每位负责人在自己的盘点表背面补写一句：若贺青川还活着，今晚做过的事是否仍愿意承认。六十三人中有五十七人签了名字，六个人把笔放回桌上。
我记下那六张空白，没有让任何人解释。
一个人死后，别人怎样分他的东西固然重要；一个人回来以后，别人是否还肯承认自己伸过手，才决定他能不能继续坐原来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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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坤坐主桌，黎真坐他左边，属于我的椅子仍空着。六十三块桌牌排成六列，最前面是白鹭、金鸥、海皇宫，后面依次是酒店、仓库、车队、洗衣房和餐厅。每个负责人面前只有一杯水与三张空表，没有酒，也没有庆典剩菜。
我在金鸥二楼听会议内线。赵坤没有宣布接管，只让所有人按时间写下死讯传来以后碰过什么。有人带来两把新锁，有人交回装现金的旅行袋，有人承认给赵坤打过电话。五十八个人在四十分钟内填完，最后五个赶到的人也没有被挡在门外。
会议进行到一半，旧港负责看守尸体的人通知阿木，老阮仍没有来认领阮文山。他只托人送来一套干净衣服，姓名栏空着。按亲属关系，他最该出现；按利益关系，他也最该拿着六辆车的协议来找我。可从凌晨那通电话以后，老阮像从澜城所有道路上消失了。
九点十分，一辆没有亮顶灯的出租车停在金鸥后巷。司机下车后打开后备厢，里面只有一只装鱼的空木箱。木箱侧面写着我一九九六年在澜港鱼市见过的蓝色车号，底板下压着一张纸：旧渡船厂，九点四十，只许贺青川。
这不是老阮惯用的字。他用当地文字写账，中文只会写名字。但蓝色车号属于他早年帮陶老板送鱼的路线，除顾北山、阿木和我，知道的人不多。
我没有让司机等。金鸥后门通往一条旧排水巷，步行十分钟能到废弃渡船厂。阿木远远跟到巷口，没有进厂；黎真留在酒店盯会议。若对方只想确认我是否活着，我踏进渡船厂的一刻便已经给了答案，再多带几个人也收不回来。
渡船厂只剩半座铁皮棚，潮水从破损船台下进进出出。老阮坐在一艘翻扣的木船旁，脚边放着顾北山缺失的算盘布袋。他没有带人，右手缠着纱布，脸上有一道新擦伤。
我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，没有问伤从哪里来。老阮先抬头看我，确认我没有受伤，才把一串车钥匙扔到木船上。六辆旧车的钥匙一把不少。
老阮说：“我让杜海防人动六辆车，没让他把车送出去。人更不是我杀的。”
我没有立即接钥匙，让老阮从头说明。
半个月前，阮文山告诉老阮，有人重新启用四份未补正文件，还在问我死亡后的车队权限。老阮拿二〇〇八年复核报告给杜海，只要求一旦我失联，六辆旧车停在原位，任何人不得过户。那份报告清楚写着基础盘继续、一成二照付，根本不需要搬车重谈。
死讯传出后，杜海收到另一份附旧收据的“保全令”，以为是老阮改变主意，才把六辆车集中送往东平。老阮发现车辆离位后关机追车，又从高架桥附近找到陈响制服，才知道阮文山被带上诱饵车。他此前不知道阮文山会去旧港，更不知道有人准备替换司机、安保和身份。
墓碑不是老阮订的，十一点四十分也不是他定的。老阮承认自己曾告诉杜海，若新股东不认复核报告，宁可停六辆车也不能让旧权益被悄悄改掉；这份不信给匿名指令留下了可利用的口气。可移车、假过户与关押陈响都不是报告允许的动作。
我问老阮：“阮文山为什么替我签十七份文件？”
老阮看着船台下的水，过了很久才说，最初几份我们都知道：冷机退货、石岭项目、北线仓租和河内办事点，内部授权写阮文山，外部首页却只留我的名字。便利一次次成功，附件便一次次被人当成可以晚补的东西。
二〇〇六年阮文山要求退出后，十三份已补正或结束，四份仍因对方拒改而保留。问题本该到此为止。可后来有人继续从海货贸易行向阮文山账户打小额“历史协助费”，要求他必要时确认旧签名。他退回过两笔，另有一笔被直接拿去付诊所旧账。
今年七月，又有人用白先生名义要求他为四份旧文件重新露面。阮文山拒绝，才把编号、付款和匿名便条分别交给顾北山、老阮与赵坤。他去找他们不是要恢复代签，而是怕有人在我死后把已停止的身份重新开起来。
我问老阮谁给钱。老阮说每次经办人不同，有车队财务、有酒店设备部，也有来自外地贸易行的人。方启荣只负责最近两年，不是最早安排身份的人。阮文山保存过一份付款编号，却在旧港上车前把它交给顾北山。顾北山没有放进皮箱，牛皮信封里也没有，说明最后一份证据仍在他手里。
老阮将算盘布袋推给我。布袋夹层里有一盘很薄的录音带，是阮文山八月十五日去海皇宫前录下的。录音内容只有十二分钟，前半段是阮文山自述，后半段有人打断他。那人刻意压低声音，听不出年龄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可以把名字还给他，先把这些年的钱还给我。”
阮文山问欠多少，对方报出十七份文件对应的金额，每一笔都精确到小数。能算出这些数的人看过副账，也知道阮文山拿到的钱并非全部报酬，其中一部分被经办人截走。
录音最后有纸张翻动声，随后是阮文山一句：“你们不是怕贺青川死，你们怕他活着认账。”
声音到这里中断。
老阮今晚没有去认尸，因为旧港给出的身份仍是贺青川。他说阮文山活着替我用过名字，死后不能再替我用一次。只要尸体登记没有改回真名，他就不会签任何亲属文件，也不会收我一分钱。
我对老阮说，六辆车先回北郊，基础盘按刚完成的独立复核继续；阮文山的真名、离职与死亡当天写进身份总册，不能再让认错书覆盖。历史付款不能凭一盘录音直接定数，四份未补文件和所有异常款仍要逐项找齐。
老阮问我，一成二是否还算。
我没有再用“新公司股权要清楚”搪塞，只重申复核报告：基础盘一成二继续，扩展盘与赵坤新投车辆另算。边界已经公开核过，不因我的死讯改，也不因任何人抢到六辆车改。
老阮接受了这个回答。他没有跟我握手，只把六把钥匙留在木船上。离开前，老阮说阮文山曾告诉他，八月十八日晚会有一辆不在诱饵方案里的第五辆黑车，从酒店西侧员工门出去。那辆车没有登记在青川公司，司机却长期在给黎真送纸本账。
我问司机是谁。
老阮说阮文山只记得车尾贴着一枚白鹭断翅标志。那是六十三处产业每月交纸本账时使用的封条，外人拿不到，负责收集总账副本的人却能接触。
我带着车钥匙与录音带离开渡船厂。阿木在巷口等我，没有问老阮说了什么。他只告诉我，酒店会议已收齐六十三张表，方启荣仍未出现，但有人在会议开始后用黎真的财务权限调取过全部纸本账交接记录。
账号属于黎真的副手，使用地点却是已经停电的设备间。
有人想找出那辆第五辆车，也想赶在我们之前拿到阮文山留下的付款编号。
晚上十点，六十三处产业的门全部开着。
白鹭恢复营业，只留顾北山靠窗的座位空着；金鸥一楼重新接客，二楼放映间仍锁；海皇宫撤掉周年宴装饰，正常结账；北郊六辆旧车由杜海开回车场，车门铜牌暂时没有装回去。每处门口都贴了一张当日盘点时间，负责人、员工与供货商可以当面核数。
这是我在澜城第一次用“开门”代替“关灯”。
过去遇到争斗，我习惯先让所有生意停止，用失去供货与客流的代价逼人坐下。这个办法用得越成功，越容易被人预测。器材仓路线图已经写好我会封车、扣章、停业，钢钉也等着我六点坐回主桌。若继续按老办法，方启荣和那辆第五辆车只会趁黑离开。
门打开以后，藏东西反而更难。每一箱酒、每一把钥匙、每一辆车都要在众人面前经过；谁想挪动，必须留下接手的人。黎真把六十三张表分成三批：现金与印章、车辆与仓库、人员与通道。赵坤的人核对海皇宫和三家合股酒店，红姨带培训楼的老会计核对工资与住宿，阿木只守门，不碰账。
赵坤不喜欢这种安排。他的人能看见账，却不能单独拿走；黎真的人也不能只在办公室里改数字。两边互相盯着，谁都不舒服，反而让结果更可信。
十点二十分，第一处差额从洗衣厂出现。设备部记录有九十六枚纸本账封条，实际只剩九十五枚。缺少的一枚编号“白六三”，按序应贴在当月最后一辆收账车上。那辆车不属于公司，是财务部每月底临时租用的黑色轿车。司机叫盛勇。
盛勇正是上午给我送第三把钥匙的人。
阿木听见名字后没有替他辩解。盛勇跟了他十二年，知道三锁票箱、金鸥后巷和纸本账路线。若第五辆车由他驾驶，他既能帮助阮文山离开，也能把所有副账交给外面的人。
我没有让阿木抓盛勇，只通知他照常来青川酒店交当日油单。盛勇十一点准时到场，身上穿着车队旧制服，油单、里程与零钱分开装在三个口袋。他进入宴会厅，看见六十三名负责人还在盘账，脸上没有变化。
黎真当众问盛勇，八月十八日晚十一点以后开过哪辆车。盛勇回答自己驾驶蓝色小货车送阿木的钥匙，之前一直在北郊待命，没有碰黑车。
阿木把编号“白六三”的封条放到桌上，问盛勇是否见过。盛勇看了一眼，说这枚封条原本贴在一辆外租黑车的后备厢，他八月十七日验车时发现粘得不牢，便撕下交给设备部更换。至于旧封条去了哪里，他不知道。
设备部仓管小珊被叫到桌前。她记得盛勇交回过旧封条，许盛当时正在领周年宴道具，顺手将封条压进登记夹。第二天登记夹不见，设备部以为被财务取走，没有上报。
盛勇不是第五辆车的司机。有人只需要那枚封条，便能让任何外租黑车看起来像收账车辆。
十一点十五分，六十三处的盘点传真陆续回到酒店。黎真发现三处互不相干的地方都有同一种小额支出：北郊车场付了四千七百，海皇宫付了六千二百，设备部付了三千一百，备注分别写维修、临时酒款和安全器材。三笔钱在当天下午进入同一家海货贸易行，总额一万四千，随后被拆成七笔，每笔两千。
阮文山过去每年八月十七日收到的现金也是两千一笔，一共七笔。
对方没有从某处一次拿出一万四千，而是让三个部门各自支付一个看起来不大的数字。每个经办人只会认为自己替上级垫了一项正常费用，只有把六十三张表放在同一张桌上，才能看见它们合成什么。
赵坤看完三张付款单，脸色第一次沉下来。海皇宫那笔六千二百由方启荣亲自签字，北郊四千七百是杜海盖章，设备部三千一百来自许盛。三个人都以为自己拿钱在处理不同的麻烦，收款账户却把他们绑在了一起。
海货贸易行的经办人当晚没有离城。他在旧港租了一间办公室，门口挂着停业牌，里面电话仍通。阿木让人守住出口，没有闯门，只把该贸易行欠青川仓库的两笔货款同时转为到期结算。账户一旦要继续收钱，就必须有人出面解释旧债；若关掉账户，刚进入的七笔款会被冻结在里面。
十一点三十六分，贸易行主动给黎真打来电话。来电者不报姓名，只要求解除货款追索，条件是交出阮文山那盘录音带和二〇〇一年的人员登记。黎真问对方代表谁，电话里的人回答，自己只代表那些不想陪死人一起翻旧账的人。
黎真故意说录音带已交给赵坤。电话那端停了一秒，随即挂断。
两分钟后，赵坤放在桌边的黑皮箱响起一阵震动。他的私人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：方启荣在海货贸易行，愿意交出账，但只见赵坤。
这是对方第一次被迫从匿名电话后面走出来。
赵坤准备起身，我让黎真通过内线拦住他。方启荣知道赵坤重利益，也知道他不容自己的财务主管落到别人手里。若赵坤单独去，拿回来的可能是人，也可能是一份专门替海皇宫切断责任的假账。
赵坤没有坚持。他让律师、阿木各派一人，自己留在主桌。海货贸易行的门在零点被打开，里面只有方启荣一个人。他坐在七只空现金袋中间，桌上摆着赵坤的接管方案、许盛的设备领用单、杜海的车辆调度单和一摞印有我签名的外地付款凭证。
方启荣没有逃。他告诉进门的人，自己负责把三个部门的钱汇到贸易行，却不知道钢钉与阮文山死亡。有人承诺我死后由他接管青川总财务，还把十七份代签文件中的四份交给他，证明我早已准备把外地责任推给赵坤。
给他材料的人每次都用公共电话，只自称“白先生”。方启荣从未见过对方，只在八月十七日收到一辆贴白鹭封条的黑车。车后备厢里有接管方案副本、墓碑照片和一张要求分拆一万四千元的付款表。
第五辆车存在，但它不是为运走某个人，而是为同时给几名贪心的人送去各自想看的证据。
我让阿木把方启荣带回酒店，不许赵坤私下见他。六十三处产业继续开门盘点，直到最后一张货单对完。凌晨一点二十分，三笔钱、六辆车、洗衣通道和接管方案全部有了经手者，只有自称“白先生”的人仍没有名字。
我们赢回了第一层账，却没抓住写账的人。
散会前，黎真让每位负责人在自己的盘点表背面补写一句：若贺青川还活着，今晚做过的事是否仍愿意承认。六十三人中有五十七人签了名字，六个人把笔放回桌上。
我记下那六张空白，没有让任何人解释。
一个人死后，别人怎样分他的东西固然重要；一个人回来以后，别人是否还肯承认自己伸过手，才决定他能不能继续坐原来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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